根據 VDW（德國機床制造商協會）公布的數據，2022年中國已經是全球*大的機床市場，機床生產額和消費額在全球占比均為 32%，占比*高。2022 年機床產量top5國家為：中國、日本、德國、意大利、美國，CR5約為72%；機床消費top5國家為：中國、美國、意大利、德國、日本，CR5約為62%。
從2009年開始我國就已經成為機床大國，對比日本德國等機床強國，我們還有幾個明顯的結構性差異：1、日德龍頭企業規模遠大于國內龍頭，全球前十大機床公司日本4家、德國4家、美國2家，我國機床企業市值基本都在百億以下；2、日德機床出口在生產中占比遠高于我國，2022 年日本、德國機床出口在生產額中占比分別達到 71.2%、72.6%，而我國只有23.24%。
看全球機床產業變化，日本的崛起、美國的衰落、我國的崛起都是全球格局變化的重大事件，本文主要復盤全球機床格局變化的重大事件，觀察能否為我國機床行業的發展提供路徑指引。
日本崛起與美國衰落幾乎同步，中國加入WTO后迅速崛起
日本機床行業的發展與日本政府大力支持關系密切。早在*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機床產業就迎來*次擴張，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938年日本頒布了《機床制造事業法》，通過免稅、限制進口、補貼等手段支持本國機床行業的發展，到二戰末期機床產值已經到了6.73萬臺/年。隨著二戰結束，日本作為戰敗國撤走60萬臺機床，限制年產量到1萬臺，機床行業急劇萎縮，接近歸零。1945年-1955年日本機床行業之前日本機床行業的發展，主要依靠戰爭需求拉動，技術依靠仿制歐美機床得到了迅速提升。
1955年-1970年日本機床行業隨著朝鮮戰爭的爆發從蕭條中迅速走出，加之對外來廠商的限制和逆向開發的補貼，日本機床產量迅速提升。我們總結日本在這一時期的政策支持：成立了日本機床協會，建立了進口協會，與歐美企業進行技術合作，這期間*為重要的是1956 年發布的《機械工業振興臨時措施法》（《機振法》）。《機振法》通過財政資金扶持，推動設備更新，包括但不限于降低利息、延長融資時間、放寬擔保條件等。在這一期間，全國機床企業的設備更換一新。
1971年-1982年是日本機床反超的關鍵時期，1971年，日本實施《機電法》，旨在推動機械工業與集成電子工業的融合，引導本國機床廠商投入數控機床的開發與生產。1978年，進一步頒布《機信法》，激勵技術創新，特別是在電子機械設備和軟件開發領域，為日本機床產業的高端化進程提供了加速契機。
1982年-2009年，從1982年開始日本機床產值超越美國，之后連續27年位居世界*。全球機床格局在2009年又發生了一次重大變動，中國從2001年加入WTO開始迅速崛起，2009年超越日本、德國，成為機床產值世界*。受金融危機影響排在第三，之后受到 2008 年下半年開始的經濟減速影響較大，排在中國和德國之后位居第三。此后，得益于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旺盛的設備投資需求，2010 年超過德國恢復到第 2 位。
2009年之后，全球機床行業格局經歷了顯著變化。盡管受到了金融危機的影響，日本機床產值在消費電子領域和中國等新興市場的設備投資需求的推動下有所回升。然而，2019年的中美貿易沖突和2020年的新冠疫情再次使日本機床產值出現下滑。在隨后的幾年中，盡管海外訂單受到挑戰，但到2022年亞洲和北美市場的訂單量創出新高。進入2023年，由于中國經濟增速的放緩，亞洲市場的訂單出現下降，顯示出全球機床行業正在適應經濟環境和市場需求的新變化。
日本為什么能夠實現反超，美國為什么會衰落
我們可以看到日本的機床行業的反超和美國機床行業的衰落都發生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造成這種現象有著社會、政治、經濟、政策、技術等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們總結主要有4點造成了日本在全球產業的轉移中反超美國：
1、數控機床技術使得日本與歐美機床強國技術重新在同一起跑線：
在數控技術出現之前，歐美傳統機床強國憑借多年發展積累的經驗在精密制造領域始終有著*優勢，日本更多是以追趕者的姿態引進技術，而數控技術的出現讓廠商重新站在同一起跑線。日本國內的企業都快速實現了數控化，并且向分布式數控系統、柔性制造系統等領域進行延伸，在部分領域走在了世界前列。正處于高速成長期的大隈鐵工所、山崎鐵工所、森精機*時間采用數控技術，改變了日本機床行業的競爭格局，讓池貝鐵工、新瀉鐵工所、日立精機等“二戰”前便興旺的大企業則于 2000 年以后走到了盡頭。
2、日本在市場戰略方面專注低成本小型機床，美國制造商側重大型高端機床
日本數控機床制造商在 70 年代初采用的市場策略是優先生產小型、低成本、功能簡單的車床，以刺激國內外中小企業的潛在需求，以占領廣大市場、獲取利潤為主要目標。這一策略不同于典型的美國制造商（包括部分歐洲制造商），后者側重于生產汽車、航空航天等領域價格昂貴的大型高端機。
3、日本相對美國在人才、人力成本、匯率等角度有優勢
日本在機床產業方面相對于美國具有顯著優勢，尤其在人才培養、勞動力成本和匯率方面。1980年代，日本的勞動力成本低于美國36%，機床制造成本也相應低23%，并在技術人才的培養上投入較多，特別是電子和電機工程專業。加之美元的升值導致美國制造成本上漲，限制了其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而日本早期對計算機技術的注重和投資，結合較低的勞動力成本，為日本機床產業的技術創新和市場優勢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4、日本汽車工業的發達帶動作用明顯
日本汽車產業的快速發展在1975到2001年間顯著帶動了國內機床產業的增長和技術創新。隨著1983年日本汽車產量全球*，相關的機床技術需求也隨之提升，促進了包括柔性制造系統（FMS）在內的關鍵技術突破。此外，汽車工業在東京、大阪、名古屋等地形成的制造業集群為機床行業提供了強大的市場需求和創新動力，從而推動了日本機床產業的全球*地位。
我國機床行業大而不強，大規模設備更新+出海或是提升窗口
我國機床行業雖然從加入WTO之后就迅速成為了全球*大的機床市場，但是從沈陽機床的歷程就能看出，我國走向機床強國的進程甚至可以說剛剛開始。以沈陽機床為代表的機床國企，在2001年之后的黃金十年似乎都遵循著“先做大，再做強”的路徑，在技術進步上希望通過并購一蹴而就，*終導致盲目擴張的眾多企業在周期波動中轟然倒塌。沈陽機床的衰落體現了機床行業的特殊性：
1、不會受到成本紅利的太大影響，日本、德國、韓國、意大利等機床貿易順差國家，都不是低工資市場，東南亞、墨西哥等近年制造業大力發展的國家都是貿易逆差國家。
2、機床行業的政策要求很高，機床行業的技術積累是漫長的過程，完全的市場化，很難引導出高端機床的制造，參考日本等國家的發展，日本政府對機床行業的引導和扶持在日本機床行業格局非常穩定之后才逐步退出，政府對于數控技術的大力引導促使日本機床數控化率從1955年的42.7%提升至1984年的95.1%，我國當前機床數控化率在45%左右，當前我國主要政策：2023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推動大規模設備更新”，機床企業“加計扣除”稅收減免，從這些政策可以看出與《機振法》有相似之處。
從技術層面來講，日本遇到CNC技術出現的契機，現今智能化、AI技術的出現同樣有著改變制造業的潛力，雖然我國機床市場已經非常龐大，從技術大升級角度尋找增量有一定難度，但是機床行業技術投入向來是前瞻性且高成本的。
從出海層面來講，可以參考日本機床產業和汽車產業的互相成就，70-90年代是日本汽車行業的爆發期，汽車工業是日本機床需求的主要來源。2023年我國已經超越日本，成為汽車出口*大國，由此帶來的機床出海結構性機會越發明顯。
從政策層面來講，“大規模設備更新”“加計扣除”與日本《機振法》如出一轍，鼓勵機床企業研發投入，政策推動設備更新，提高整體數控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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